大家好！我是来自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朱镕泽。我是一名退伍擎旗手，也是九三阅兵合唱团中的一名大学生。我升过的国旗，算来已有数百次。但这一次，注定不同。当第一声定音鼓在空气中骤然响起，那震颤顺着耳膜直抵心尖。我看见国旗从旗杆底部缓缓展开，红得像淬了火的钢，在风中抖落细碎的光。人群中响起的歌声如潮水般整齐：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——这一次，我没有像往常那样下意识地默数“一、二、三”，指尖却仿佛仍攥着那根带着麻绳纹路的升旗绳，连掌心的薄茧都在隐隐发烫。
从小学时戴着红领巾站在操场，到当兵时在万众瞩目下正步走向旗杆，再到如今大学里穿着军装在大钊广场升起国旗……当风裹挟着国歌的旋律扑面而来，当我终于站在曾经无数次幻想的地方，眼眶竟不自觉地发热。泪水在眼中打转，模糊的视线里，那面红旗却愈发鲜艳，红得像要融进眼底、刻进心里。这是我二十年来， 心中留下烙印最深的一次升旗。
站在广场上唱国歌，记忆最先飘回小学一年级的升旗仪式——那是我第一次作为少先队员擎旗，白衬衫的袖口被我攥得发黑发皱，红领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还嫌松。当时班主任在队伍前说： “这面旗是用英雄的血染红的，你们要把它举稳。”我似懂非懂。那天我盯着国旗升到杆顶，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举着的是“英雄的旗”，绝不能让它歪一点。那时候的“懂”，是敬畏，是把红色血脉攥在手心的懵懂担当。
再后来，我成了部队的升旗手，对国歌的“懂”又多了层机械的严谨。每天天不亮就练拉绳，手掌磨出血泡，结痂了再磨破，国旗升到什么位置我都能凭绳子的紧绷程度判断。班长总说“升旗不是机械拉绳”，可我满脑子都是“8 拍前奏要稳”“46 拍要卡准”——定音鼓响后数 8 拍，第 8 拍尾音落时要发力，这样国旗才能匀速上升，刚好在国歌结束时抵达杆顶。有次新兵连升旗，我太紧张，前奏刚过 6 拍就猛拉绳子，国旗“嗖”地蹿上去半截，班长冲过来按住我的手吼：“你急什么？这旗升的是什么，你得懂！”我当时只觉得自己笨，没把节拍卡准，却没懂班长说的“什么”到底是什么。那时候的“懂”，是军人的纪律，是把钢铁力量融进动作的刻板坚守，却少了点对国歌魂的触摸。
真正让我读懂国歌的，是于海团长来上的那堂思政课。他没带 PPT，揣着聂耳的手稿复印件和一本折了角的《国歌法》，坐在小马扎上，肩章上的星星在阳光下闪着光。“1935年聂耳在上海亭子间写曲子，窗外就是日本人的巡逻车，”他声音不高，却像锤子敲在心上，“那 8 拍前奏哪里是节拍？是冲锋号！是要让人一下子站起来！”—1938 年台儿庄战役，王建堂背着母亲缝的‘死’字旗上战场，临死前还在唱这句，他的血、千万战士的血，就是‘长城’的砖！”那天阳光落在团长的肩章上，晃得我眼睛发涩，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合唱谱，“义勇军进行曲”五个字的边角被我捏得发皱，突然就懂了班长当年的怒吼——原来我拉的不是绳子，是14 年抗战里先烈踩着炮火的每一步；我数的不是节拍，是聂耳油灯下改了又改的音符，是王建堂们用生命堆起的“长城”。那时候的“懂”，是对英雄气概的共情，是把国歌里的历史刻进骨子里的觉醒。
此刻广场上的国歌还在响，国旗已经升到了杆顶，和我以前无数次精准卡拍升起的样子一样，却又完全不一样。风把旗角吹到我脸上，以前只觉得痒，现在却好像能闻到硝烟的味道——是小学时攥在手心的红领巾的温度，是部队里磨出血泡的手掌的痛感，是团长讲起王建堂时眼里的泪光。我从一名只懂数节拍的升旗手，到退役后带着疑惑的大学生，再到如今把国歌故事装进心里的合唱团成员。
当国歌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广场上的国旗在风里猎猎作响。我忽然懂了“传承”从来不是一句空泛的誓言——小学时举稳红旗，是接过红色血脉的开始；部队里卡准节拍，是扛起钢铁力量的历练；听团长讲的故事，是读懂英雄气概的觉醒；而此刻站在广场上合唱，是我作为新时代青年，擎起强国担当的承诺。这面旗，早已不只是指尖的节奏，更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稳稳接住的、沉甸甸的未来。
